编者按：决策层近日再次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基调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调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如何把握？近日，证券时报通过圆桌论坛的形式邀请部分业内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许岩 郑晓波
　　圆桌论坛嘉宾：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出现企稳迹象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存在“硬着陆”可能？
　　鲁政委：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一句话可以概括：温和回升。基于当前政策的持续放松，特别是财政投资刺激政策的再度启动并持续加力，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来看，第三季度开始应该可以出现回升，第四季度将继续延续这一趋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认同所谓“硬着陆”的观点。
　　沈建光：下半年，要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政策需要继续加码。从消费来看，得益于当前依然良好的就业形势，居民可支配收入会有所增加；同时，中国消费率仍然较低。对比日本、韩国相关阶段的经验，可以预见未来通信、医疗、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有很大提升空间。而这一变化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所体现。另外，政府政策支持消费的力度也会继续加大。包括刺激节能产品消费、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以及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等等。
　　但也应看到，中国居民消费率较低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居民消费习惯有关，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变。而且二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下降状态，说明在经济下滑中，消费如能保持稳定实属不易，期待消费短期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些不切实际。
　　未来稳定经济增长仍需要稳定投资。但是，当前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仅在30%左右，低于以往50%的平均值，6月这一比例比5月也出现了下滑趋势，反映信贷对投资支持的力度仍然不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伴随着相关投资项目审批加快，贷款的支持以及对地方融资平台松绑，预计投资会在三季度有所提升。而海外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强，下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为负。
　　总之，下半年更加积极的刺激政策将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也是确保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关键。
　　祝宝良：二季度已经是“钻石底”，预计三季度GDP增长8.0%，四季度8.5%左右。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物价、就业来看，经济处于缓中趋稳，虽然增长偏弱，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出口和房地产投资疲弱以及企业削减库存，而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尚无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主要贸易伙伴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具有领先意义的加工贸易进口增速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仍在下降，出口不会显著好转。
　　但从经济运行看，二季度，包括电力、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一季度的1.8%跃升至8.2%，经济已出现了企稳现象。
　　梅新育：我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个人认为是低于50%的。从二季度的各方面数据来看，我们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是在筑底了。首先，从出口来看，5、6月份的数据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期，出口规模也是在回暖；其次，从投资和消费来看，相信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从政府近期出台的政策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速在下半年应该跟得上，从而使得经济有所回升。
　　现在，我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压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外部冲击不仅来自发达的欧美市场，也来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去年我国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新兴市场国家；而从今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已经出现回落，明年有可能加速回落，加上全球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间接冲击更大。二是我国目前经济仍要加快投资增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稳投资很有必要，资金上也没有问题，但舆论环境很不好，有可能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麻烦。
　　就业状况好过2008年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
　　沈建光：若当前经济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做对比，可以发现，目前经济下滑趋势，特别是很多经济活动指标已经接近金融危机之时，但就业状况尚好于金融危机之时。当时，诸多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出现了明显的失业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仍然运行良好，大部分企业用工规模稳定增长。
　　祝宝良：就业方面没有问题，上半年新增就业60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400多万，从就业角度，看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合适的。虽然部分人担心下半年的就业形势，但是即使再差也不会像2008年那样一下子解雇2000万人。
　　鲁政委：静态来看，截至第二季度末公布的相关数据仍显示，就业状况仍然基本正常。首先，到第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维持在4.1%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在过去，如此之低的失业率一般都对应着经济较强的增长水平，这种情况只要持续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发生通胀；第二，到第一季度末，求人倍率仍在1.1左右，整体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第三，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就业人数来看，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694万人，已完成全年计划目标的77%。
　　但是，必须提醒的是，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滞后而非先导指标，因此，一般要在经济疲弱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失业率的上升。尤其是在前几年中国经历了“民工荒”、熟练工人一旦离开难以再回来的情况下，工厂在遇到困难的初期一般不愿意立即解雇工人，这样就会使得就业相对经济变化的时滞更长。从目前的物价变化来看，整个上半年GDP7.8%特别是第二季度7.6%的经济增速可能已低于潜在增速，由此导致今年上半年全国工资平均涨幅较上年出现了下降，这已暗示目前就业形势开始趋于疲软。如果当前这种状态持续或进一步恶化，未来失业状况也将会不可避免地显山露水。
　　是否通缩取决于三因素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回落，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中国会进入通缩，对此您有何看法？
　　祝宝良：下半年CPI可能会稳在2%左右，明年可能往上涨一涨，但涨的幅度不会太大，要看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
　　至于担心中国会进入通缩，可以说中国经济没有到这种地步，仅仅是库存增加了一点就说陷入严重通缩是不严谨的，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也是一个正面的印证。
　　鲁政委：未来我国是否会进入通缩，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从目前的情况，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向前推进，未来经济增长可望见底微升，这是有利于避免通缩的因素；二是人民币有效汇率，目前人民币有效汇率明显偏高，汇率高估往往对应着国内的通货紧缩，1998~2002年以及2009年都是如此；三是国际食品价格冲击，目前美国出现了25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由此可能导致玉米、大豆减产，目前国内食用油价格已因此而出现上涨，未来应关注其对国内的进一步影响。总体上，如果以CPI同比出现持续3~6个月的负增长为标准，我们并不认为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我国会出现通缩。
　　沈建光：6月份CPI同比回落至2.2%，为29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7月通胀仍将延续下滑趋势，回落至2%以下，为货币政策的放松创造空间。展望未来，受到国内外需求疲软、翘尾因素回落、食品价格处于下行周期、广义货币（M2）低于既定目标等原因的影响，通胀将继续回落，预计全年通胀或为2.6%。
　　货币政策要适时微调
　　证券时报记者：货币政策正在积极为稳增长提供动力，但货币当局在放松力度方面似乎还有些犹豫，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您还有哪些建议？
　　鲁政委：说货币政策在稳增长面前“犹豫”并不恰当。既然是“稳”而不是“保”增长，要避免上一轮政策放松流动性“大水漫灌”的负面影响再度重现，那么，货币政策的放松就应该是“稳健”、“适度”的，避免要放松就一直松，而是要不时进行微调，既要保持流动性宽松，又要避免流动性泛滥。
　　从目前来看，除了此前不到一个月连续两次降息显得有些仓促之外，央行的其他选择特别是流动性管理上的操作还是基本合适的。只是在流动性的管理方式上，市场应该调整思路，不能再简单认为流动性一紧张央行就应降低准备金率。从建立新政策指标利率的角度，对于小的流动性缺口，央行进行有规律的逆回购是正确的；只有在出现大的流动性缺口时，才应该降低准备金率。
　　沈建光：货币政策方面，通胀下行为降息创造了空间，而海内外经济普遍疲软之时，中国货币政策有必要与全球宽松的步伐保持一致。另外，考虑到今年实际使用外资（FDI）下降、贸易顺差回落、欧美形势不确定性较大等原因，下半年外汇占款会继续减少，需要继续下调准备金率以对冲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预计下半年还有一次降息与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祝宝良：稳增长既要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防止银行贷款再度飙升和投资过度反弹，特别要防止政府主导的投资反弹过快，应该看到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动力还在。
　　要稳增长就要增加一些投入，但钱要花在节能减排、职业教育、保障性住房等这些长期投入不足的地方，花在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支持和对中小企业支持上。而通过加快垄断行业对民营企业开放、加快金融改革、加大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和金融支持，是当前既不用政府花太多钱、又可以加速结构性调整，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
　　财政刺激诱发两大隐患
　　证券时报记者：更多的人把稳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财政政策身上，对于具体的政策内容，您有哪些看法？
　　鲁政委：对于今年出现的经济增速下降，如果简单与去年乃至前年同期比较，似乎投资和出口下滑都是主要矛盾。从易于调节来说，毫无疑问应当采用财政投资、刺激内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内需，就发现我国内需从来都是不弱的。第一季度GDP增长虽只有8.1%，但内需增长8.9%；上半年GDP增长7.8%，但内需增速仍为8.4%。进一步回溯到2009年，虽然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只有6.1%，但内需增长仍高达10.3%。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影响中国经济疲软的，其实是外贸部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应该是调整偏高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而不是进行财政刺激。可以说，目前的财政刺激政策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甚至还可能诱发长期的隐患。
　　首先是结构隐患。上一轮财政刺激，已导致了钢铁等产能的进一步扩大和严重过剩；不仅如此，对过去数据的观察发现，财政刺激消费往往主要是刺激了“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和贡献的提高，其实主要是“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提高的结果。在过去30年中，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目前已占到了最终消费的近1/3。这与提高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带动作用的初衷是相悖的，造成了宏观经济结构的恶化。
　　其次是财政风险。汇率偏强导致出口乏力，进而诱发经济不景气，然后财政扩张进行缓冲，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选择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便利之处是面对国际社会的协调成本最低，但是，很多财政支出是具有向上刚性的，而财政收入却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只要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放缓的，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是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而目前日本的赤字率全球最高的现实和当前发生的欧债危机，已清晰昭示了“外病内治”政策选择所潜藏的长期风险隐患。
　　对于以上风险，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不能因为财政刺激对外协调成本低，我们过去经常使用驾轻就熟，就反复使用。
　　沈建光：财政方面，应该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负。加大对民生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投入，比如，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
　　祝宝良：财政政策可以给企业减税，减不到位的地方可以考虑财政贴息。再就是长期需求结构政策，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放开，垄断行业放开市场准入这些解决了，再来解决企业融资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城市化解决保障房、住房问题。
　　让市场来选择怎样调结构
　　证券时报记者：稳增长和调结构存在一定的矛盾，现在政策重心转向了稳增长，您觉得应该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祝宝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企业经营困难，这些问题的产生，表面看与需要不足有关，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缓慢，体制机制不顺。
　　通过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给经济加点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必要的，但也要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
　　沈建光：稳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矛盾。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放弃一直以来追求高增长的目标，而且有时可能需要容忍一定的经济减速，但稳增长的要求是不能容忍经济减速。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调结构需要投资占GDP比重下滑，但消费对GDP的贡献尚不足以抵消投资的大幅下降，投资的下滑导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因此政府重新强调稳增长的关键仍是稳投资。
　　鲁政委：结构问题已被关注和“调整”多年，但按照政策设计者当初的标准，20多年过去了，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实质改善，甚至还有所恶化。其实，什么样的结构是最合理的，恐怕只有市场最清楚。所以，如果想要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就必须把稳增长和促改革结合起来，让市场在更大空间内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来选择结构，而不是人为地刺激或推动。
　　未来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转型，在您看来，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在哪些领域？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有何预期？
　　沈建光：当前政府刺激政策为诸多行业创造了机会。比如，强调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工业生产部门、水泥生产企业是个利好。货币政策放松也有利于银行业。而工资上涨与政府补贴加大也会利好消费行业。而从长期看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预计未来经济增速比早前超10%的较高水平会有所下滑。
　　梅新育：我也赞成中国经济加快结构转型，但也要注意目前市场上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加快向消费推动转变。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从发展水平，都还需要一定的投资力度。欧美国家的较高消费率，确实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一个前提条件是建立在货币话语权的背景下，它们可以发很多货币，刺激消费需求，无偿享受别国的经济成果。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在于新兴产业，特别是新兴制造业，这是没有问题的。从长期来看， 预计我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还能够持续20年。
　　祝宝良：明年GDP有7%~8%的增速就算不错，还得看世界经济的态势，比如美国、欧洲出现新的增长点，新能源汽车、页岩气有突破性进展，整个能源价格下跌等等。
　　从相关数据来看，影响中国经济疲软的，其实是外贸部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应该是调整偏高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而不是进行财政刺激。
　　鲁政委
　　稳增长既要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防止银行贷款再度飙升和投资过度反弹，特别要防止政府主导的投资反弹过快。
　　祝宝良
　　货币政策方面，通胀下行为降息创造了空间，而海内外经济普遍疲软之时，中国货币政策有必要与全球宽松的步伐保持一致。
　　沈建光
　　现在，我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压力，其外部冲击不仅来自发达的欧美市场，也来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