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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西方服务产业招架乏力,久被美欧忽视的制造业却显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于是,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再工业化”的发展政策被提出。如美国发展民营航天制造业就是“再工业化”序幕启动的一个信号。有预测认为,未来10年,“再工业化”的浪潮将在发达国家兴起,这将对全球制造业体系的分工产生影响,并对中国钢铁业、制造业提出了挑战。
“再工业化”对世界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2012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基业常青”,美国须要重振制造业,并表示将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欧洲和日本也认识到制造业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将使经济萎缩,因此要着力扭转制造业流失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再工业化”。
美国“再工业化”口号的提出源于1980年,当时美国已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建立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造成产业“空洞化”。于是,1980年,美国引入“再工业化”的概念,试图恢复美国制造产业的生产能力。现在,美国再次提出“再工业化”,代表了组织全国的资源重建产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过程。这是一个重建产业的过程。具体来说,美国此次提出“再工业化”,其目的是要继续保持在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和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通过“再工业化”推动美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和消费能力,降低美国贸易不平衡的水平。
当前,世界产业体系分工出现了3种不同的类型:美国、日本等国家正在进行“再工业化”;一些刚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正在“去工业化”,发展服务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进程当中。
笔者认为,“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并不是简单的对工业化的重复与回归,其重点是对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真正实现服务经济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它谋求产业的高级化、智能化、信息化。
我国相关产业要做好哪些应对准备?
制造业要把低端环节做到极致,同时,发展先进制造业。
美国已经走过了“工业化”和“去工业化”时代,再重新发展不一样的工业化道路,不是简单地走回头路。中国不能简单地模仿。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美国处于“再工业化”初期,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共性的东西可以借鉴的。例如,美国“再工业化”的一个目的是扩大就业,其中也有传统产业部分,也有低端产品。因此,我国传统产业是不能丢掉的,要对低端的制造业进行改造,提高低端制造业的效率和品质,把低端的环节做到极致,使之在全世界的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这是一种发展方向。
美国“再工业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继续保持高端产品的领先地位,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先进产业有3个特征:一是技术含量较高,以高新技术为核心;二是创造附加价值比较高;三是符合低能耗、低污染的低碳经济要求。要符合这3个条件才能说是先进产业。我们现在的制造业总的来看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依附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先进的制造业,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钢铁行业要重新定位,不能再迷恋于扩规模和价格战。
我国钢铁工业先前的发展逻辑是基于自然禀赋:劳动力、资源廉价,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钢铁行业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拥有外生性的比较优势,但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当前,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钢铁业的资源价值、劳动力价值不断上升,使原有的一些优势逐渐消减,利润不断下降乃至亏损。
面对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再工业化”浪潮兴起的世界格局下,我国钢铁工业应当警醒,不能再迷恋于扩大规模,热衷于价格大战,而是要思考钢铁工业如何重新定位。
美国“再工业化”的实质就是两条思路:占领高端产业链,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完善低端产业链,扩大民众就业范围。这对中国钢铁业有很大启示:中国钢铁业呈“二元化”企业结构,有以生产大型板带产品为主的大型钢铁企业,也有以生产线型产品和窄带钢、中宽带产品为主的中小型钢铁企业。这种结构互补性很强,大型钢铁企业应当占领高端产业链,中小型企业应当完善低端产业链,各有各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
展开来说,大型钢企继续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继续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以保持领先和对价值链的控制力,特别是利用新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的优势,瞄准世界前沿技术,赶上并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大型钢企要转变观念,从生产型走向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是密切相关、互为融合的,使钢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而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中小型钢企要利用新的技术信息、互联网的优势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流程重新革新和整合,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要通过重新技改和整合,让提高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钢企达到国际水平。
政府要帮助促进产业转型。
最近有专家重提“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干预的程度深浅要考虑其国内市场的成熟度。例如,美国与中国的国情不同,所以两国政府干预的程度并不相同。美国的产业发展基本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政府的干预只是一般的干预。但由于我国的市场还不够成熟,从逻辑上来讲,当市场不成熟的状态出现时,政府就应出面干预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干预什么、怎么干预。
例如关于钢铁建设项目政府审批的问题,有人认为,有的项目从申请论证到批准正式开工长达6年之久,不能及时跟上市场发展形势的要求,从而质疑审批环节存在的必要性。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批了6年”这个问题,是政府审批项目的工作效率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政府审批的问题。要从政策设计、制度设计层面来完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拿钢铁建设项目来说,要从企业决策、专家论证、政府审批这三个环节建立责任制,这就是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目前钢铁产能过剩,与钢铁建设项目泛滥不无关系。
从原则上来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只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竞争领域;主要是提供市场环境,促进建设有效竞争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更多的是考虑制度设计问题,是制造业发展背后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建设,促进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平等竞争。
笔者认为,要在新的时期下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在“工业化中期”的时候参照“再工业化”的模式,完成“工业化后期”的进程。我国钢铁工业应当认识当今世界“再工业化”浪潮正在改变世界原来的制造业体系分工,不要再沉湎于扩大规模、价格大战的陈旧套路,而是参照“再工业化”的路径重新定位自己的发展战略,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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