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向周期底部接近的概率加大，宏观政策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尽快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培育新动力，核心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继续下放审批权事项，减税减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逐渐放开垄断行业，降低民间企业进入成本。同时，体制改革要加快的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是要拓宽改革开放道路，放开视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纪敏建议，将2017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在今年预计增速6.7%的基础上，下调到6%～6.5%，这样全社会杠杆率增幅可相应下降1.9～3.12个百分点。他认为，财政政策兼具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功能，能够将稳增长与去杠杆、补短板、保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步在货币政策趋向稳健中性的同时，财政政策需要也有条件进一步加力。一方面政府杠杆率总体水平仍较安全，另一方面得益于存量债务置换，债务流动性风险也明显下降。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从供给、需求两方面着力破除制度性障碍，是财政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的政策发力点，财政政策要更多发挥结构性引导作用。一方面，把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利益绑架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将有限的减税政策资源集中用于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此外，要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进度，扭转城市化早衰的危险趋势。
关于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态度谨慎。他说，如果在全口径财政赤字基础上对财政政策操作空间评估，会发现2017年的空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方面要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也需仔细评估其成本效益，更要警惕其中潜藏着的财政风险。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观察到房地产调控的一些积极信号，他从目前的形势判断，房价进入一段平稳运行的时期可能性较大。潘建成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供求格局理性分析的引导，强化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化管理，适当扩大需求强劲而供给相对滞后的城市的房地产供给，适度拓宽城乡居民的投资渠道，多措并举，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从而为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基础。
深港通即将开闸，两地股票都出现了新的投资机会。嘉实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投资官邵健比较看好港股中的成长股票，认为目前两地成长股估值价差处于历史罕见的高位，港股成长股相对A股大幅低估，可以期待这类成长型股票的估值将迎来一轮显著提升，优质的成长型公司获得更高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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