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过去遇到经济下行风险时，我国主要政策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实现总量增长。然而，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作为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就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实践证明，单纯的需求管理有效性越来越小。2015年1~10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近2万亿元，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但依然难改经济增速下行态势。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和使用的对策也就不同。中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在打破需求管理的路径依赖，反映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治理的新思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国外高品质商品的消费需求如饥似渴。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在需求侧，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出现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供给管理的要义是
增加有效供给
供给管理的要义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压缩无效供给，使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以结构优化为新一轮总量增长奠定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和减税，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致力于刺激生产，但二者出发点不同。需求管理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石，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发挥政府在投资中的主体作用。而供给学派崇尚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降低边际税率，把利润留给企业，以企业为主体进行投资。
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使政府形成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思维定势。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的钢铁、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船舶制造等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和补贴的产业。虽然政府一再对产能过剩表示痛心疾首，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真正开始调节时，政府为了保护“支柱产业”，维系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又不惜追加投资，用“看得见的手”去对抗市场。例如，为救助产能过剩的造船业，交通运输部等四部委曾出台文件，以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旧船提前报废。该方案在2015年到期后又进一步延长实施至2017年。“毁旧造新”表面上增加需求，但这种反复拆建的办法实际创造的是虚假需求，必然不可持续。如果政府事先知道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最优，并且拥有比市场更为精巧的调节手段，那么产能过剩就不会出现，甚至计划经济也不会失败。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
放权减税
产业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和部门流动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是市场的强项。在价格机制的指引下，企业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供给结构的变化。市场瞬息万变，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无数微观个体的“试错”行为决定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结构调整的路径。尽管企业“试错”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正是企业的分散决策避免了整个市场集中出现灾难性的系统性错误。而且出于维护切身利益，企业会根据市场反应迅速调整决策，不会在亏本的情况下持续生产。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因此，加强供给侧改革要发挥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变干预经济的惯性思维，不要干预一般竞争性领域产业结构调整，放手让企业去自发调结构。
加强供给侧改革还要发挥好减税对刺激企业生产的积极作用，通过“放水养鱼”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热情，以创新供给激活需求。“拉弗曲线”是供给学派的重要理论支柱，描绘了政府税收额与税率之间的倒U形变化关系。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额一开始是增加的，但当税率升高到一定值时，高税率削弱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而削弱税基，导致税收额下降。该曲线表明，同样的税收额可以由高低两种税率获得。降低税率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报酬，刺激劳动和资本供给的增加，进而推动潜在的产出增长。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特别是实施了“营改增”，明显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但从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和居民诉求来看，宏观税负仍有下调空间。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更要发挥好减税的逆周期调节功能。相对于降息，减税能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更有效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政府而言，减税并不意味着税收总量减少，因为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会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远看会增加税收，这也是“拉弗曲线”的政策含义。
总之，加强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向，其核心是放权减税，必须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供给侧改革必然会造成结构调整的阵痛，但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经济才能凤凰涅槃，在一个新的高度实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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