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税降费措施符合市场预期和诉求，传递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缓解民营经济困境、消费下滑、制造业疲软已成为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关键。
去年以来，市场上减税降费的呼声一直很高，目前已经成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抓手，现实意义巨大。究其原因，一是当前居民中长期收入下滑、企业成本端压力过重成为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消费、生产均呈现疲态，亟须减负。二是过去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刺激房地产等传统手段进行稳增长在当前不再适用，面临投资效率下滑、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限制因素。因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角是实质性减税降费，基建投资重在起到托底与补短板的作用，而非大干快上。
从可操作性来看，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低，减税降费有较大空间；财政预算压力也尚在合理范围内，2019年赤字率目标从2018年的2.6%提升至2.8%还是相对谨慎的，但考虑到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加速国资划转充实社保、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等开源节流手段将同步进行，实际的财政支持力度将会更大。
目前减税降费的难点和阻碍主要还是来自于“减税降费”与“财政预算”之间的矛盾。经济下行压力下，必须坚持践行积极财政，这意味需要财政支出的地方将会更多。如基建投资方面，尽管不再大干快上，但从年初情况来看，交通、轨道、机场、水利等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还是超出预期的，项目审批和开工的速度都在加快。
财政增收十分关键，如果大幅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至2.15万亿、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加速推进等能够落实到位，这部分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今年的财政预算压力，如笔者之前所说，短期内还不会引发担忧。
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加强征管方面做长期的考虑，三是减税降费事实上还有空间，尤其是降低社保费率方面，按照笔者之前的测算，加强征管的条件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有5%左右的下调空间，16%的费率仍然不算低。
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结构性问题。由于“五险一金”缴纳基数存在上限，企业为不同税前工资水平员工付出的社保税负比例有所不同。中国企业承担的社保税负过重，不只是由于费率过高造成，缴纳基数相对偏高是另一个主因。员工个人承担的比例也在缴纳基数上限附近达到最高。长期来看，减税降费如何更加注重结构性调整，兼顾减轻企业负担和税负公平是值得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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