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披露骗补的某家电企业表示，“企业是最实在的”，并连续多次强调“企业很艰难”。无论企业发否认声明，还是呼吁企业发展的艰难，审计署的数据已经披露在公众眼前。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如此众多且知名的家电品牌，上了审计署这份名单？针对这一问题，多数专家表示，政策设计存在缺陷。
文宗瑜说，“（骗补对）大牌企业知名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但还没严重到让整个品牌效益一落千丈。知名企业出现这种情况，是市场不能原谅的。当然还有政策方面的漏洞。”
7月2日，本报记者致电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某负责人及财政部某官员，均以“正开会”或“我没看到这个报道”为由拒绝采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主任赵玉敏表示，政策的漏洞给了企业骗补的机会：“国家在相关政策设计上需要更严格，现在假发票挺多，出口退税存在骗税情况，予以打击却不能杜绝，究其原因是企业犯法成本太小。”
文宗瑜说：“家电补贴政策出台很匆忙，当时主要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为拉动国内消费而定。在政策设计方面，尤其是家电补贴支付方式上，留下了漏洞被企业钻了空子。”
文宗瑜表示，家电企业每年都有经营指标，为了完成指标，把原先应补给消费者的一部分家电补贴金，通过一些“技巧”给截留了。其次，随着近些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给予各行业的补贴都很多，诸如，农业补贴、高新技术产业补贴等，就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合作人在打补贴的主意”，他们通过补贴获取收入，甚至以此为“赚钱方式”。这就造成了“不排除国有企业、卖场和一些专门从事从补贴中赚钱的机构和个人合作”的局面。
从政策的技术支持方面，文宗瑜认为，由于补贴政策出台过于匆忙，涉及到落实政策的终端个人信息联网方面并不畅通，没有形成一个公共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农村人口、流动人群这块。而整个补贴政策，主要面对的是农村以及城市打工的外来人口，相关部门却没有对他们构筑一个全国联网的个人电子信息网络，致使补贴信息不能够有效传递。此外，也会导致一些不上网、不看电视的人群去购买产品时，被对方“通过各种借口复印身份证，但钱却没留给他，而被截留了”。
家电下乡、节能补贴，这是利国利民的政策，政策执行本身的成效也佐证了这一点。然而，审计署的企业“骗补名单”，令这项政策蒙上了尴尬。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则对本报记者表示，早在确定家电下乡时就已经暴露出了“设计缺陷”。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授权、入围，包括入围的识别、门槛等等，以及如果出现弄虚作假应承担怎样责任等方面，有待完善。
宋则透露，当时相关部门曾邀请他参与家电下乡企业的评审工作，“盖章的授权书都看见了，但我没参与，除了社科院对参与此事有约束条例，还因为我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中国整体诚信缺失很严重，我很担心，最后一分钟，我退出了。”宋则说。
但他强调，评委的审查过程是非常严格的，“找我们这些人当评委，我们没被收买，这是政府行为，不是企业行为，当时对企业防范得非常厉害，就怕它们搞串通，就跟高考阅卷老师封闭管理一样，完全屏蔽，且劳务费只有1000元人民币”。
宋则认为，家电下乡的入围授权可能涉嫌“政府有意无意地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不公平”。
“主要看主流，如果主流是促销费，那么这个事就值得做。（家电下乡）从效果上看也不错，但跟着与之俱来的事情，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就控制到什么程度。”宋则说。
宋则反复强调，政策的用意是好的，但今后应当考虑更为周全，减少设计缺陷，不要留下大的硬伤和漏洞，并保留事后追究的责任。
提及监管漏洞，文宗瑜认为，中国的体制造就一项政策的出台涉及若干个部门，从商业流通角度讲，涉及商务部、工商部门、质监部门，更涉及财政部门，“这就变成了政策执行的实际过程中，哪个部门都不会去承担责任”。
“这可能跟整个政策出台的方式有关系，从监管角度讲，政策出台后，具体监管部门没指定，到底是商务部还是财政部，应当指定具体部门去负责，这种具体性的负责应当从部门再转到专门的人，因此，（政府）工作方式有待改变。”文宗瑜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出来了，很难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财政的、工商的？都追究不到。这个问题可能到目前为止，不只是家电，其他农业、产业方面的补贴都存在。”
文宗瑜强调，审计署的此次披露暴露了政府需要职能转变，但其工作方式到底如何转变，“这问题比较复杂，问题很多”。与此同时，他认为，虽然有明文法律，但谈到追责方面，可能会“象征性罚点款”，若追究刑事责任，包括令企业“付出更大的成本”，可能性不大。原因是，这些企业“对当地政府GDP的增长、税收、就业有很大贡献，地方政府对其有保护作用”。
提及节能补贴，宋则表示，首先在节能的定性上，“概念含糊，缺少可比性”，有些企业干脆利用节能概念夸大效用。“未来游戏规则要讨论清楚。”宋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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