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根据督查发现和企业关切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
会议要求，年底前修订完成并全面实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年3月底前全面清理取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外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实现内外资准入标准一致。
分析指出，中国从今年起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将享有同等的市场准入条件。
同时，更多有利于民营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将出台。会议决定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市场化方式帮助缓解企业融资难；还将抓紧研究提出继续降低企业税负和降低社保费率的具体办法。
受访专家称，社保征缴的规范需要留出恰当的缓冲期，以降低企业在短期内的负担。缓解民企融资难问题需要整个信用体系改革措施的跟进，减轻融资负担的同时也要防范债务风险。
年底前实施新版负面清单
会议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等对我国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要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力度，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抓好各项政策落实，消除制约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增强企业信心和竞争力。
10月22日，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市场与投资研究室副主任江飞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高层的调研与督查也发现了这些问题，因此近期频频就此发声，这将倒逼改革的加速。
会议要求，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入限制。年底前修订完成并全面实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明年3月底前全面清理取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外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实现内外资准入标准一致。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此次国常会更加强调内外资准入的一致性，扩大对外资开放的同时，更要对民营企业开放。
“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外资准入，7月28日、7月30日，中国先后出台了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但这更侧重外资准入，既然外资都能准入了，为什么不能扩大对民营企业的准入？在准入上，要不断减少这种超国民待遇。”
白明认为，年底即将出台的负面清单有望在7月底外资负面清单基础上进一步缩短，进而扩大准入开放。明年3月底前开展的政策清理对象主要是专门针对外商投资的“软限制”，解决外商准入可能存在的“玻璃门”现象。
会议还要求进一步压减行政许可等事项。全面清理现有许可事项，明年3月底前修订公布新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清单外许可一律视作违规审批。
江飞涛表示，近年来投资管理体制不断减少审批的比重，增加备案、核准的比重，但要注意的是，防止核准和备案成为一种变相的审批。
“国常会的提法非常好，这些政策的落地，需要更多配套政策的改革与跟进。比如一些行业可以大量减少没有必要的准入条件；有些领域一直是以审批来代替监管，放开审批之后，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生产安全等领域的监管跟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降低企业税负
会议指出，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出台更多有利于民营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
白明指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然而，由于获得公共资源的难度比国企大，加之外部冲击较大，当前急需解决民营企业的困难。
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都为45%左右，而国企出口占比为10%。
会议要求，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抓紧研究提出继续降低企业税负和降低社保费率的具体办法。年底前全面实现货车年审、年检和尾气排放“一次检测、一次收费”，再取消10%以上实行强制性认证的产品种类或改为以自我声明方式实施。加强教育、医疗、公证、公章刻制等服务收费监管，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检查。
江飞涛表示，此前不少民企社保都是按照最低档来缴的，如果按实际收入缴，短期内部分企业会面临不少困难；税收上，名义税率确实是下降了，但是征收力度的加大也增加了部分企业的负担，因此，当前需要为政策留出恰当的缓冲期，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
会议决定，对有市场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提高对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同时，针对当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运用市场化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由人民银行依法向专业机构提供初始资金支持，委托其按照市场化运作、防范风险原则，为经营正常、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民营企业发债提供增信支持；条件成熟时可引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金自愿参与，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运行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航燕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私营企业成本明显偏高，业务利润偏低，近期不少企业的应收账款在增加，在去杠杆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在获得贷款等方面要艰难得多，近期以来上游原材料的不断涨价也抬高了下游的成本，亟需有针对性地降低后者的成本。”
江飞涛表示，缓解融资难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推动整个信用体系的变革。“在现有体系下，银行更偏好国企是因为认为他们有政府托底，因而风险相对更小；对于民企而言，需要政策引导银行对民营企业做出更准确的信用和风险评价，并加大支持力度。”
此外，他表示，解决融资难的同时也要防范债务风险。“由于民企大多在多家银行或机构都有贷款，后者往往彼此信息不同，因而担心会掩盖其风险，应当进一步提高企业风险和信用的透明度，用市场化的方式帮银行降低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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