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角度来看，税收已经逐步降低。十八大以来，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财政部预计今年减税降费将达1.3万亿元。从公司来看，在2015年之前，每年交的税比例较高，2015到2017年，税收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目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把减税降费作为稳增长稳预期的核心来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关键是减税降费如何实施。
对于企业税费过重的问题，有关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功夫着手解决。去年，娃哈哈集团向媒体提供了所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曾发生过的缴费项目共533项。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涉企收费进行了清理规范，取消、停征和减免一批涉企收费项目，加强和规范了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出台了治理各类“红顶中介”收费的具体措施。这些减免税费政策的出台，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小微企业摆脱当前的生存与发展困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减税政策多是长期性的，减费政策却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削减行政事业性收费比减税更为重要，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现在应该是下决心砍掉其“尾巴”，终结其作用的时候了。
第一，从企业的经营实际看，降费比减税更重要。
首先，中国的非税收入与国际相比较高，美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3%之间，2017年是2.1%，我国2017年非税收入28000多亿，占比是12.4%。
其次，税是透明的，但是费不透明。既有财政系统征收的，又有地方政府征收的，并且随意性较大。自行设立政府性基金项目，名目繁多的附加费，利用行政性事业单位、中介机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形式收费的，有些地方往往是部门缺钱用、发个文件就自行收费了。我们投资的一些项目公司，就遇到地方政府不按国家规定，随意征收较高资源使用费的问题，要求发电企业降低上网电价的问题。
三是费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影响更大。最近，新京报对一篇名为《公司收入200万，税后到手只有2.14万》的网上热文，采访多位专家求证，专家均认为文中涉及的税务虽有部分出入，但整体算法正确。减税降费确实给企业降低了经营成本负担，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付出最多的是人才成本、研发成本、生产能力升级成本、市场推广成本等，尤其是五险一金征收划归税务部门后，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和创业型企业，吸收众多高端人才，员工收入相对较高，公司过去可以按照最低社保缴费基数缴费，但是现在按照实际收入缴纳，费用负担增加很多。
总之，不管是调整税率还是税基，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要注重总体设计；而费是不透明的，所以在降费应多做文章。
第二，要关注非市场经济的因素对预期的影响。当前市场上存在一些不好的预期，与税负过重和收费过多有关系，但是不是有直接关系，还应该定性定量分析。我认为，非市场因素对市场预期、投资预期，特别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影响也很大。民营企业发展一直面临的政策“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现象，多年来都没有有效解决，与这几年民营企业面临的发展困难，遭遇的曲折产生共振，给一些怀疑甚至否定民营企业的奇葩言论找到了土壤。而且，对一些国有企业来说，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业务转型发展投资效益看不准，投资新业务信心不足；关键还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体制不够灵活，在粗放式经济发展阶段下形成的发展模式、思维模式还未完全转变等诸多问题。
第三，继续下大力气清理规范涉企收费。要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进行梳理，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归并减免政府性基金和合理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下决心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要建立《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形成目录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凡具备竞争条件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一律放开，不具备放开条件的均列入收费目录清单，严格监管。要坚决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取消、降低部分服务性收费和相关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依法查处各类涉企违法违规收费。严格落实中央和地方已印发的关于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规范的文件，检查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执行是否到位，重点查处电子政务平台、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等领域违规收费行为，着力消除利用行政影响力收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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