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作为2016年的重点工作。要降低这些成本并非易事，需推进政府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能源改革、物流改革等改革。但最根本的，是政府要有让利于民的决心。
中国企业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但在过去长时间的繁荣状态里，市场增长产生的盈利覆盖了不合理的成本。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企业在提高效率方面缺乏投入，仅凭市场增长就可以躺着赚钱，没有遭遇市场下行周期的考验;另一个是在企业“不喊疼”的条件下，政府增加各种制度成本(以及寻租)以及提高税费没有太高门槛，并且不断累积。
一旦经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粗放式发展的企业已经来不及通过技术与制度的改进提高效率，只能通过裁员或降低其他支出来应对。但是中国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力成本不断攀升，这降低了裁员带来的成本压缩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下行周期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降低税收以及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的难度很大，经济发展越是困难，地方政府收入压力越大，几乎没有降低企业税收与制度成本的空间。
中国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与人工、融资成本过高同时存在，对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年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79%的企业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业反映“融资成本高”，此外，反映“税费负担重”、“招工难”的企业占比分别达到54%和43%。
产能过剩的原因在于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过多的货币供给以及过多的地产与基建项目形成了一个“泡沫”，当政府不得不收紧依靠债务维持增长的模式之后，“水落石出”的压力骤然增大。上游行业的过剩首先暴露，比如钢铁、水泥、煤炭等。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因为人工成本(工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成本提高)上升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这些产能转入内销行列，加速了制造业的过剩。
正是这种几乎全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压力的局面，造成了经济信用风险大幅提高，银行业开始惜贷，民营企业不得不寻求民间融资，承受过高的融资成本。尽管央行开始下调利率，但对中小企业而言无济于事，过高的信用风险以及过高的中介成本，导致融资成本越来越高，这已经与银行利率无关了。
要降低企业成本，首先要降人工成本，目前绝大部分企业“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要把这一部分降下来，减少企业压力。至于社会保障支付压力过大，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应该全部靠就业者支撑，政府应该用国有资产划拨和国有企业分红支持社保，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国家的社保欠账应该用国有资产来填补，必要时甚至应该减少行政成本来补贴社保基金。
其次，要削减税费。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达17%，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较重。现在的问题是，为企业降低税费的道理都懂，但政府至今并未采取减税的政策，因为经济下行时财政收支压力也很大，现在政府面临是苦自己还是苦企业的选择。
至于财务成本过高，主要是产能过剩背景下信用风险过高的体现，需要加快清理僵尸企业，去库存、去产能，减少落后的供给。这些落后的过剩产能还干扰价格，冲击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当市场减少了供给，那些更有效率的企业才会活起来，信用风险才会下降，融资成本才会降低。
我们会发现，真正为企业降低成本的措施，都需要政府付出。其中的关键在于，用国有资产填补社保欠账以及清理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如果政府“舍不得”采取行动，那么，经济下行的风险就会越高。因此，改革是与时间赛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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