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化联合会不久前公布了两组数据，一组是2013年部分行业供需情况及2015年预测，其中，合成氨、甲醇等传统煤化工2015年产能将分别达到8350万吨和5800万吨。另一组是截至今年一季度，“十一五”以来全国共批准了27个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其中，煤制气项目13个，建成后将形成611亿立方米产能;煤制油项目8个，合计产能1108万吨;煤制烯烃项目6个，合计产能510万吨。如果在建和规划的项目全部于2020年前投产，届时中国煤制油产能将达4000万吨，煤制烯烃产能达4100万吨，煤制气产能逾2800亿立方米。
另据笔者了解，截至今年4月底，国内共建成7套煤制乙二醇装置，合计产能110万吨，如果在建和规划中的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到2017年国内煤制乙二醇产能将达650万吨，2020年将超过1000万吨;2013年，中国焦炭总产能6.2亿吨，产量4.76亿吨，受国家政策严控，预计到2015年焦炭产能不会有太大变化，2020年将缩减至5.8亿吨。
将上述数据加以汇总，且按照目前单位产品最低耗煤水平及届时装置平均开工率70%估算，到2015年煤化工年耗煤量将达9.76亿吨，占全国煤炭总消耗量的25.67%;到2020年煤化工用煤量将达17.44亿吨，占全国煤炭总消耗量的37.11%。如此大的煤化工规模，既令人吃惊，也令人费解。
吃惊的是，这样庞大的煤化工规模每年将消耗数十亿吨水，同时排放25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且绝大多数项目分布在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地区，当地生态环境能承载吗?
费解的是，近10年间，中国政府在投入大量精力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油气及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其目的就是要减少煤炭用量和二氧化碳排放。但上述煤化工项目若全部实施，无疑会大幅增加煤炭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使前期的努力付诸东流。
那么，中国发展煤化工的初衷是什么呢?一是用煤化工产品替代部分石油天然气及其衍生品，减少油气对外依存度，增加进口油气谈判筹码，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二是掌握煤的高效清洁利用技术，为立足国情、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但从国内现状和发展趋势看，煤化工发展显然已经偏离了初衷，其主要表现：一是与替代油气资源关联度不高的传统煤化工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并进行工业化验证的情况下，盲目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三是没有前瞻性地考虑新能源、页岩气、可燃冰产业迅速发展对煤化工的不利影响。
这样的偏离，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首先，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承受巨大的环境压力，以及与日俱增的碳减排与国际舆论压力。以被业内认为“能源转化效率最高”的煤制天然气和“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甲醇制烯烃为例，每生产1吨煤制烯烃将排放7吨以上二氧化碳、消耗30吨左右水;每生产千立方米煤制天然气将消耗6吨以上水，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传统天然气的7倍。不仅如此，煤制烯烃的能源转化效率只有石脑油制烯烃的一半，甚至低于煤燃烧发电。而煤制天然气由于大多采用碎煤固定床加压气化技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难以处理的含酚废水。
其次，将强行挤占市场，打击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可燃冰、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投资开发与科研攻关的热情，拉大中国相关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再次，煤化工发展过快、规模过大会大幅增加中国调结构、转方式的难度和清洁发展的成本。
最后，一旦页岩气、可燃冰等新能源实现规模化开发，或者我国全面征收碳税，投资上万亿元的煤化工将遭受巨大冲击，风险难以估量。
因此，中国煤化工发展必须牢记当时为什么出发，现阶段应优先搞好煤的高效清洁转化技术开发与工业化示范，而非一味地扩大规模或提高煤炭就近转化率。同时，应更加重视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可燃冰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应用，加快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和产业化进程，为中国经济科学发展、清洁发展创造条件、夯实基础。
(关键字：发展煤化工 初衷)
